着主要经济体贸易争端升级，全球贸易增长正在放缓。2019年一季度，全球贸易量环比下降1.8%，多项先导指标接近或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普遍下调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于贸易摩擦加剧，关税壁垒增多，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信心减弱，预计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将进一步降至2.6%。保护主义、摩擦升级正在威胁全球贸易前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19年三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指出，全球供应链在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背景下面临碎片化风险，并正在改写全球供应链。
过去40年的全球化带来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各国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构成了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同环节。但在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的当前，企业为了降低关税成本，规避政策风险，开始寻求以供应链上的其他国家为替代，甚至重新布局整条供应链。供应链低端部分相对容易改变，例如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企业仅需满足厂房、机器、水电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即可大规模生产。而供应链高端部分，例如汽车、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素质等因素，很难从原产地转出。
中银报告分析认为，目前全球供应链变化呈如下特征：
美国制造业回流受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企图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然而实施该手段的结果却更多地显现为负面效应--美国制造业产出持续下滑，企业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动能减弱。美国本土长期产业空心化，劳动力成本较高，供应链低端环节缺失，致使企业生产条件受到限制，对贸易局势持观望态度，回归本土意愿不足，生产线或将继续向全球其他国家转移。
东南亚国家难以完全承接贸易争端带来的“红利”。在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上升，基于劳动力与环境成本低廉等优势，承接了纺织、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由于其配套设施相对薄弱，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无法满足广阔的生产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评分，东南亚主要制造业国家在边境管理、贸易和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质量、国际货运、物流能力、货物跟踪与定位、及时性等方面仍落后于中国。
中国仍是亚洲制造业中心。中国具备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丰富成熟的劳动力资源、多层次发展的广阔腹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独立完成产品从原料采集到最终消费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前5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8%，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以及主要投资来源地的对华投资依然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全球贸易争端对中国供应链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
亚洲将成为全球供应链重心所在。过去20年，亚洲在全球出口总额中占比提升了11.4个百分点至39.02%，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同时，亚洲不再局限或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东盟在农业、燃料矿产品和制造业领域的内部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33%，已经实现区域内相互交融、深度合作。随着全球贸易争端加剧，中国固有的供应链系统可能遭到冲击，低端环节部分分流至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但这也会刺激相关部门加速自主创新步伐，推动供应链向高端环节迈进。这进一步强化了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丰富的原材料、多层次的劳动力供给、广阔的消费市场、宽松的政策措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将推动全球供应链重心向亚洲区域转移，实现全球供应链结构的动态再平衡。
大国博弈引领全球贸易趋势发生演变。鉴于大国博弈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未来全球贸易增长趋势演变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一是技术革命引领者的角色变化。大国博弈关键点在于谁能率先引领下一场技术革命，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因此，聚焦于科技研发、高新技术产业的“精准打击”或将成为重要手段，阻断技术与人才流动、重点产业外资审查、高新技术企业限制等措施将对全球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二是国际主要经济体对大国市场依赖度的变化。在深度融合与大国竞争的博弈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以德国为例，排名前30位的上市公司的海外营收贡献率超过80%，其中22%来自美国市场;德国跨国企业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近700家，汽车制造三巨头中国区销售额占其全球份额的25%以上，大众集团这一比例在2018年甚至达到了40%。大国博弈将使各国重新权衡利弊，加速多边框架妥协与区域协定构建。
三是大国对重构全球化新规则包容度的变化。竞争并不意味着全面对抗，双方都需要避免战略误判，但外交策略的不同又使得大国博弈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如何从加速开放市场实现“对等开放”，如何从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秩序”实现“公平交易”，如何确保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性的规则，如何解决国际分工价值链的有效计量与公平分配问题，如何合理定位双方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以及国际责任担当，需要双方共同商讨一个集中立性、公平性与开放性于一体的双赢方案，才能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最终两败俱伤的局面。
